“我们都是社会关系网中被束缚的脆弱生物。”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莱姆（StanleyMilgram）曾经这样说过。他所说的束缚是指（社会）规范（［social］norm），即关于我们怎样行动的规则：如果违反就会受到惩罚的威胁，如果服从就会被承诺奖赏。
规范是日常生活中的习俗，它可以使我们有预见地、有秩序地与他人互动，它就像蜘蛛网一样，无形但很强大。每个社会对人们所经历的诸如求婚、育儿、做决策、公共场所的行为等几乎每件事都有规范。
一些规范以法律形式存在，如“除非是自我防御，不能殴打他人”。有些是不言而喻的文化协定，如“一个男人可能会打另一个侮辱其男子气概的男人”。还有一些则是人们会无意识服从的、微小的、不成文的规则，如“在公共汽车上不能大声唱歌”。
当人们观察到“其他人”似乎都违反某个社会规范时，他们更有可能也这样做，而这也是整个社区恶化的机制。在荷兰进行的六次实地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如果人行道肮脏、没有打扫，墙壁上有涂鸦的标记，陌生人在非法燃放烟花爆竹，那么路人更有可能丢弃垃圾、非法停泊，甚至从邮箱窃取5欧元的钞票。相反，如果人们认为一件事情是规范，人们的行为就会变得更有建设性。
当酒店在客房浴室贴上“大多数客人重复使用毛巾”的提醒（而不是简单地请求客人因为有益环境而重复使用毛巾）时，一半以上的人会同意参与重复使用的计划。在每个社会中，人们都会扮演许多不同的社会角色（role），即社会规范规定不同身份的人应该如何给行为定位。性别角色规定了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什么是适宜的行为；职业角色决定了对经理和员工、教授和学生来说，什么是正确的行为。家庭角色规定了父母和孩子、丈夫和妻子各自的任务。
每种角色的特定要求都应被满足，否则就会带来惩罚，包括情绪的、经济的或职业的。例如，作为学生，你应知道你要做的是通过心理学课程的考试（至少到现在你应该知道了！）。你是如何知道一个角色的要求是什么的？当人们有意或无意地违反角色要求时，个体就会感到不自在，或者其他人会设法使你感到不安。
社会角色的要求反过来依赖于你所处的文化。文化（culture）可以被视为一种管理社区或社会中人们行为的共同规则程序，以及该团体中大多数成员所共享的一套价值观、信念和习俗，并代代相传。你通过学习自己所在文化的语言来学习绝大多数本文化的规则和价值观：这是不假思索的。举例来说，在规定谈话距离（conversationaldistance），也就是通常人们在说话时彼此之间的距离方面，文化之间存在差异。
一般来说，阿拉伯人喜欢站得足够近以感受到你的呼吸、触摸你的手臂、看到你的眼睛。这样的距离使得大多数白人、加拿大人和北欧人感到不安，除非他们在和情人亲密对话。英国人和瑞典人在交谈时站得最远；南欧人站得更近；拉丁美洲和阿拉伯人站得最近。
如果你正在和对距离的文化规定与你不同的其他人交谈，那么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你可能会觉得很不舒服。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人离你太近或者是莫名其妙的冷酷、疏远。来自黎巴嫩的一名学生告诉我们，他在理解文化在谈话距离规则上的差异后是多么释怀。“当盎格鲁学生离我很远的时候，我以为他们有偏见，”他说，“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我在和拉美学生交谈时会更舒服。因为他们也喜欢站得很近。”
当然，人们还会将自己的个性和兴趣赋予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正如两位演员即使是阅读同样的剧本，他们在相同部分的表演也会有所不同，你对如何扮演学生、朋友、家长或雇主有自己的理解。然而，社会角色的要求是强大的，它如此强烈，甚至可能导致你以破坏关于自己是何种人的根本感觉的方式行事。现在我们来看两个经典研究，这些研究阐明了社会角色在我们生活中的力量。
服从研究
20世纪60年代早期，斯坦利·米尔格莱姆（设计了一项后来闻名于世的研究。米尔格莱姆想知道，当直接命令某人背离自己的道德标准时，有多少人会服从权威人物。不过，在研究中被试以为自己是在参与有关惩罚对学习效果影响的实验。安排看似随机，每个被试都被分配扮演“老师”角色，另一个被介绍为志愿者的同伴是“学习者”。无论何时，一旦坐在相邻房间的学习者在背诵一列被认为应当已经记住的单词时犯下错误，老师就必须通过按压机器上的按钮给予“学习者”电击。
伴随着每次犯错误，电压都会增加15伏（从0到伏）。机器上的电击按钮标记着从“轻微电击”到“危险—严重电击”，最后是不吉利的“×××”。实际上，“学习者”是米尔格莱姆的助手，并未接受任何电击，但是在研究中“老师”不会知道这一点。“老师”行为的受害者（译注：指学习者）令人信服地扮演了他们的角色：当研究继续进行时，他们痛苦地大叫并请求豁免，这些都是根据提前安排好的脚本进行的。
在这项研究之前，米尔格莱姆询问了许多精神病医师、学生和中产阶级的成年人，询问他们认为有多少人会根据研究者的命令“一直坚持下去”，直到×××。精神病医师预测超过伏时大多数人都会拒绝实施惩罚，当学习者第一次求饶时，人中可能只有1个有些心理失常或虐待狂倾向的人将实施最高电压。非专业人士也同意这种预测，所有人都说自己在实验程序中会更早地不服从命令。
但是，实验结果却并非如此。每个人都对学习者实施了一些电击，约2/3不同年龄、职业的被试最大限度地服从了要求。许多人对实验者提出过抗议，但是当实验者平静地说“实验需要你继续”时，他们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主张。无论受害者请求停下来时喊得多大声，无论电击看起来多么痛苦，他们都服从了。正如米尔格莱姆（StanleyMilgram，）提到的，被试会“出汗、发抖、口吃、咬嘴唇、呻吟、用指甲掐自己的肉”，但他们仍旧服从了。
几十年来，多名来自不同种族的人重现了米尔格莱姆的研究结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男女大致相等）都因以为自己对另一个人实施了大量电击而感到痛苦。其他国家的研究者也发现了高比例服从，在西班牙和荷兰，服从人数的比例高达90%。
米尔格莱姆及其研究小组随后设置了几种研究变量，以确定何种环境下人们可能会对实验者说不。实际上，他们发现不论受害者做什么或说什么都无法改变服从的可能性，即使受害者说自己有心脏病、痛苦地尖叫，或完全停止反应就好像已经崩溃了。但是，人们更可能在以下情况下不服从：当实验者离开房间时，许多人给予低水平电击却报告服从了命令，以此来抗拒权威。
●当受害人正在同一个房间里，“老师”不得不直接对受害者的身体施加电击时，许多人拒绝继续。
●当两位实验者传达出了矛盾的要求，即一人告诉被试继续实验，另一人要求被试立即停止时，没人会坚持实施令人痛苦的电击。
●当命令他们继续实验的是一个普通人，看起来是另一个志愿者而非权威的实验者时，许多参与者不服从。
●当被试的同伴拒绝再继续实验时，看到别人反抗给了被试不服从的勇气。
米尔格莱姆认为，服从更多的是一种情境性功能，而非被试的特定人格。“（他们）行为的关键，”米尔格莱姆（）总结道，“不在于被抑制的愤怒或攻击，而在于他们与权威的关系所具有的性质。他们已把自己交给了权威，他们把自己看作执行权威意愿的工具，一旦形成这样的认识，他们就无法从中挣脱。”
对米尔格莱姆的研究也有批评之声。一些人认为，该研究不道德，因为直到整个过程结束（当然，提前告知会导致研究无效），对于真正发生了什么，被试一直都被蒙在鼓里；还有许多人体验到情感痛苦（米尔格莱姆反驳说，只要不服从命令他们就不会感到痛苦）。由于这些伦理问题，原来的研究在当今美国永远不会重演。然而，实验的“弱化”版本则被实施，其中，当“老师”首次听到学习者的抗议时，被要求执行的电击只有伏。这个电击的程度在米尔格莱姆的研究中是一个关键的选择点，在执行伏电击的被试中有80%的人一直坚持到了实验的最后。
在重复研究中，实验者拒绝任何已经知道米尔格莱姆原始研究的人，以及任何一名被临床医生认定为情绪脆弱的人。即使如此，他发现服从率仅略低于米尔格莱姆的研究结果，并再次发现，性别、教育、年龄和种族对服从的可能性没有影响。（Burger，）在另一项令人毛骨悚然的米尔格莱姆研究的网络复制版研究中，参与者不得不在电脑屏幕上电击一名虚拟的女性。
即使他们知道她不是真实的，他们的心率也增加了，并且他们报告说，施加“电击”的感觉很不好，但他们仍然这样做了。（Slater等，）年在法国，80名“死亡游戏”（模仿米尔格莱姆实验的虚拟游戏节目）的参赛者，被指示给一个男人施加越来越强的电击，直至其死亡。除了16名玩家以外，其他玩家都给出了最大的电击。
一些心理学家质疑米尔格莱姆的结论，即人格特质与人是否服从权威在本质上是无关的。他们注意到某些特质，尤其是敌意、自恋和刻板，会增加服从和对别人造成痛苦的意愿。还有些人反对米尔格莱姆将研究中被试的行为与纳粹以及其他以职责之名犯下野蛮行径的人的暴行画上等号。在米尔格莱姆研究中，只有实验者在旁边时被试才服从，而且其中许多人都感到非常不安和矛盾。与之相对，大多数纳粹分子的行为并没有权威直接监管，也没有外部压力和痛苦感。
毫无疑问，没有人会否认这样一个事实——米尔格莱姆这项令人叹服的研究对于公众认识到不加批判地服从的危险有着巨大影响。正如约翰·达利（JohnDarley，）评述道：“米尔格莱姆的研究结果向我们展示了，在社会力量的控制下，现实世界中的普通人如何变得残暴的出发点。”
